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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宏观调控显三大改革迫切性
《南方日报》8月3日发表新华社记者陈二厚的报道，报道分析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根本上说是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的问题。随着调控作用的逐步到位，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因素得到有效抑制，实现全年经济软着陆的目标，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透过本轮调控，经济运行中暴露出的种种矛盾也引起上上下下广泛关注。
1.结构失调矛盾急需校正。投资增幅一度居高不下，是本轮经济局部过热的主要“发动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市场却一直显得增长乏力。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为55.4%，是1978年以来25年里最低的水平。“投资热、消费凉”的背后，反映的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凸显出经济总量和结构的矛盾。随着过热行业逐步得到控制，消费问题也更加突出。要解决供给和需求的平衡问题，应将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从目前看，改革正围绕几方面着力推进：一是继续大力推进农村的各项扶持政策和改革措施，进一步推进农村的各项改革，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充分发掘9亿农民的消费潜力；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创造新增就业岗位，扩大就业；同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刻不容缓。本轮经济局部过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和职能上存在越位和错位。一些地方政府在职能上越位和缺位，表面上是受片面政绩观的驱使，背后反映的是相关体制的缺陷和不健全。加快推进体制改革，既立足当前又谋划长远，已显得刻不容缓。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其次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完善中央财政支付制度；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行为；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步伐，将大部分投资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明确投资风险责任，加强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和市场引导投资的作用，严格限制政府投资范围，健全政府投资决策机制、项目法人约束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
3.粗放式增长方式非改不可。煤电油运持续紧张的背后，一方面是投资规模的拉动，同时也是高投入、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然。统计表明，2003年我国GDP不到世界的5%，但煤炭消耗约占世界的30%，电力消耗约占世界的13%，钢材消耗量约占世界的25%。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使我国的资源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也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专家指出，面对我国的资源国情，要想从根本上缓解煤电油运等资源的瓶颈制约，改革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已经迫在眉睫。
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围绕这一目标，首先要完善核算体系，建立一套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科学考核体系；以税收、贴息、补贴等经济政策约束企业能耗、支持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同时推进科技进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性作用，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宏观调控应见好就收
据《国际金融报》7月23日报道，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如果这次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调整结构性的失衡，我认为已经到位了。一些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的投资已经得到了控制，我的观点是，这次政府调整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控制GDP、CPI,而是控制这些过热的部门，那么现在效果已经可以看到。如果再进一步做出比较过激的调控行为，造成资产价格下跌，那这个调控就会失败。资产价格下跌就会变成一次经济衰退。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市场价格，房地产价格。现在股价已经跌了，房价还没跌。我们可以从香港、日本的教训中看到这一点。央行要见好就收，调控应到此为止。
而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应该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这些问题的发生就是因为体制问题。我们这次调控仅仅是一个数量性的调控，没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搞钢铁，因为花的是国家的钱，银行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我们的投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投资主体只要还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就一定还会发生“大干快上”的情况。现在还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不是市场调节下的投资行为。地方政府要GDP的增长，就办汽车厂，钢铁厂，因为花的是国家的钱。我们现在要改革的是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
胡祖六：中国经济并不“过热” 宏观调控要务实
据《中国经济时报》7月27日报道，在日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发展走势与宏观调控走向高层论坛”上，高盛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经济的走向，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上半年GDP增长9.7%CPI增长率为3.5%失业率为4%，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0.5-1%，“这是目前最完美的数据，很难找到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有这么好的数据”，胡祖六充分赞扬了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形势。
同时，他对目前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过于忧心国内经济“过热”的态度表示难以理解。他认为，中国上半年经济并不过热：第一，中国上半年的CPI增长率虽然达到3.5%，但核心通胀率只有1.5%，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第二，标准的经济过热情况下，劳工市场会很紧俏，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事实上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有可能达到10%左右，失业率居高不下，证明经济并非过热；第三，通常所谓的经济过热，经常账户应该表现为赤字；第一季度虽然是赤字，但数额并不大，而且从四月份起恢复盈余。“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并不过热，即便是，也是‘非典型过热’，而非传统过热。”
针对眼下广受关注的宏观调控政策，胡祖六肯定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奉行的“宏观调控”，只是政府通过一些产业政策和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强势干预，而并非通过利率调节等市场化手段，所以仍然是“微观调控”。由于政府调控手段的非市场性，以及国内经济制度的不完善性，中国经济不光存在周期性风险，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风险。
胡祖六希望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够实现“由行政向市场、由微观向宏观”的转变，藉此避免周期性风险和“硬着陆”。他乐观地估计，如果中国的宏观调控能顺利转变，加之目前的经济形势能够保持，中国仍将有一个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年平均GDP增长在8%-9%之间的黄金时期。
黄益平：经济前景乐观但面临严峻挑战
与胡祖六的观点相似，花旗全球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对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也表现出了乐观态度。他认为，由于持续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人均GDP才1000美元），中国在未来的一段长时间内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对于目前“经济过热”的观点，黄益平认为应清醒对待。他表示，最近的经济扩张主要反映在投资膨胀，而在GDP和CPI指标上并不超常，要区别经济过热与投资过热。最近由于宏观调控的作用已逐渐起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花旗银行的测算，6月份的CPI通胀率可能已经见顶，不太可能再增高了。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在或已经被逐步消化，经济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但是，黄益平同样对现行的宏观调控手段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目前的宏观调控是有选择性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政策，主要通过货币紧缩、信贷控制、整顿土地审批和投资项目等手段来进行调控。这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抑制固定投资的增长，但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GDP增长低效和资本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控制贷款规模也可能加重银行现有的问题，信贷困难将会增加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并且，由于投资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43%
这甚至已经远远高于东南亚国家的比例），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能并辔而行，这将难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基于此，黄益平认为，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长期、高效、快速、稳定增长，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变目前的宏观调控手段，用市场方式来调节，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推动国内消费。而对于国内一些“规模过大的银行”，他表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措施的时候了。”
何伟：宏观调控要压长和补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何伟7月22日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说，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不是压长，而是如何补短，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平衡、快速、高效、持续地发展。何伟认为水桶理论可以应用到宏观调控中，为了增加水桶的容量，上策是向最长一块本板看齐，将所有短木板都补到与最长木板一样高，这样水桶容量最大。中策是向中间一块木板看齐，将长板锯下来补在短板上，也可加大水桶的容量。下策是向最短一块木板看齐，把所长出的木板都锯掉，这样水桶的容量一点也没有增加。上策是只得不失，但最难做到。下策是只失无得，应当摈弃的。只有中策是有得有失，应当成为追求的目标。看来补短是最佳选择方案。将一理论用在宏观调控上，其基本任务应是将短线拉长，而不是将长线压短，这才是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从现实来看，压长线的成绩比较显著，而拉长短线的效果并不明显。
从当前看，我国钢铁的生产能力绝对量很大，但人均钢铁水平还很低，因为实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依靠钢铁和水泥。日本在经济起飞时，人均钢铁至少1吨，而我国目前人均还不到300公斤。按人均1吨钢铁计算，我国至少还缺10亿吨，中国不是钢铁多了，而是钢铁太少了，压缩钢铁和水泥投资，实质上会减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度。
何伟认为，虽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补短，但对长线也不能掉以轻心，有时也要采取一些手段去压长。当补短在短期内不能见到成效时，采取压长的措施也会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使供应紧张的形势暂时得到缓和，不平衡的局面有所改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主体多元化，在压长中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一视同仁。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对重复建设正名。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竞争；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优胜劣汰；没有重复建设就不会有技术进步；没有重复建设就不能打破垄断。所以，重复建设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器，是优胜劣汰的战场，是打破垄断的有力武器。正因为这样，目前政府不再笼统提出反对重复建设，而提出反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那么由谁来评定高低？如果由政府来评定，很难避免一刀切。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主要是政府行为。因为它要争取国家投资，上项目，铺摊子，树政绩，不考虑经济效益，这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病根。要根治这一顽症，不是简单地反对重复建设，而是要禁止政府投资。
重复建设和优胜劣汰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重复建设才能优胜劣汰。重复建设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一代价所换取的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值得的。这是一个定式。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不是制止重复建设，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经济手段实现优胜劣汰，因为政府无法确定哪一个项目是低水平的建设，哪一个项目是高水平的建设，只有市场才能裁定。
巴曙松质疑固定资产投资“退烧”过快
《国际金融报》7月27日报道，7月25日，国家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北京对宏观经济数据提出了质疑。他认为，4—6月的经济数据可能不够准确，但是投资增速的下降趋势基本可以确定。
6月的各项宏观经济数据表明，去年年底以来，特别是今年3—4月份的调控政策效果明显。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增长31%，较之一季度回落16.8个百分点。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3月，同比增长43.5%；4月，同比增长34.7%；5月，同比增长仅为18.3%，剔除价格因素为10%左右。在短短3个月内，投资降速如此之快，是近十年没有的。
巴曙松表示，对照1998年的增长预测，在实体经济方面的煤电油运紧张状况并没有出现明显好转。因此，他怀疑4—6月的数据可能不够准确，但投资增速的下降趋势基本可以确定。如果投资统计数据是完全准确的，如果下半年不及时纠正基层银行和有关部门在落实行政调控措施中一些片面行为，如果不在相关政策落实及政策方向上作出适当的改善，下半年投资增速可能跌得更深。
2004年5月的信贷下滑，主要还是行政的力量。2003年9月上调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10月份贷款增长仅下滑0.2个百分点；2004年4月上调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5月份贷款和广义货币增速就分别下滑1.3和1.6个百分点。
巴曙松认为，这只能解释为行政管制带来的结果。5月14日，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发布了关于9大行业控制贷款发放的通知。巴曙松担心，对于在建项目的过于严厉的清理，可能导致投资的快速下滑。要注意清理过程中的金融风险，能够补办手续的，与其清理，不如补办手续。对于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的选择，如果是市场引起的问题，应当坚持用市场手段。目前取得的调控效果，需要通过改革来巩固。改革推进之时，也是宏观调控力度逐步淡化之日。这些改革包括环保制度改革、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行业分析能力的改革、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等。下半年的重点，是在保持投资的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启动消费；鼓励薄弱环节的发展，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更多采用法律和市场手段，积极推进改革。
罗奇：中国经济减速还不够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最新发表的《驯服巨龙》全球经济调研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由白热化向较为可持续的增长轨道过渡的关键时刻。他深信，中国领导层将会成功地克服难关。因为“巨龙如走错方向，损失将非同小可”。
罗奇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才刚刚开始。目前最新的一个说法是经济“软着陆”可能即将到来。这实在是“错得不能再错”。中国经济仍以强劲和不可能持续的速度继续扩张。政府当局对调控措施的执行不能掉以轻心。不然的话，过热的中国经济将带来足以破坏稳定的“硬着陆”风险。
他认为，中国第二季的GDP增长（9.6%）较预期为低是引起混淆的直接原因。表面看，9.6%的同比增长不仅比第一季度的9.8%轻微下降，更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10.5%至11.0%的水平。但不论是按什么标准，9.6%仍是一个极为快速的增长率，比中国最近20年平均GDP增长水平高出0.5个百分点。其次，最新的GDP预测数据可能低估了实际的增长情况。这不单是计算质量令人怀疑，而且隐蔽了工业活动的影响。
此外，近期一些工业的发展趋势也演绎了一个有别于GDP数据的故事：工业产值6月份16.2%的增长，比今年前两个月高峰期的19.4%稍有下降，但仍大幅高于过去10年的10%趋势增长水平。同时，能源发电增长仅轻微地从5月份的16.6%回落至6月份的14.3%。他强调说，工业产值比数需要下降至8-10%的区间，然后停留在这一区间最少6个月，才可以正式宣布经济“软着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减速充其量只完成了约25%。”
罗奇表示，其它一些数据也造成了对中国经济减速程度判断的模糊不清。例如，在固定投资方面，从今年1-2月份高峰期的53%增幅降至5月份令人惊讶的18.5%。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最有可能出现泡沫的方面，而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紧缩投资的举措显然已经奏效。尽管如此，银行借贷增长——导致投资泡沫的主要“元凶”仅仅稍微下降；按年同比信贷增长，从3月份的20%回落至6月份的16.3%，仍远高于10-12%的趋势增长水平。同时，中国的通胀压力似乎有点缓和。尽管消费物价指数已上升至5%关口，大部分增长仍然集中在农业产品。在批发层面，价格增长的步伐也明显放缓：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企业物品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下跌，按年同比由5月份的9.4%进一步降至6月份的9.3%。工业产值增长6月份维持在16%水平，虽然比年初的19%有所回落，但仍高于“软着陆”所要求的8-10%目标水平。
罗奇认为，中国没有对全球其它地方的经济活动产生多大影响，是中国经济减速不够的另一个证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进口增长（最能反映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影响力）持续有力的前进所致。输入中国的外国制造产品6月份大幅增加，按年同比增长达50.5%，高于2003年创下的40%纪录，对其它的全球主要工业活动指标产生相关影响。对工业商品价格而言，特别是对2003年中国在全球总消耗量增长中占25-30%的金属价格来说影响重大。自7月中旬以来，商务日报的金属指数表现持平，虽下跌1%，但仍比2003年前半年的基本水平高出约50%。同样，受中国增长周期影响重大的全球船运业务是仍然相对稳定的另一个行业。虽然波罗的海干货指数（Baltic
Dry Index）在2-6月间显著回落，7月大幅上扬，但该指标的最新指数仍相当于2003年初两倍的水平。
他说，中国蓬勃的生产力已成为全球经济供应方的主要动力源头。目前，这股强大的动力仍然完好无损，商品价格和船运活跃程度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当中国的工业活动更果断地开始放缓时，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十分巨大。”
根据各种公开言论，罗奇判断，中国政府不会过早宣布宏观调控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假如中国在行政主导的减速政策上有所退缩，金融和投资泡沫将肯定会导致悲剧收场。对于仍然过热的中国经济而言，目前是处于顺势下滑的关键时刻，仍存在的显著风险就是世界金融市场对中国可能“硬着陆”的估值。从近期Ｈ股的交易表现看，年初至现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H股表现比2004年1月份新高低出19%，便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暗示，世界似乎总是认为中国正徘徊在“硬着陆”的边沿。罗奇认为，这是将问题夸大了。这次宏观调控是中国在最近的10年间第四次面对的宏观调整，正如头3次的最终实现“软着陆”那样，预期这一次的结果会相差无多。
罗奇最后断言：白热化的中国经济才刚刚开始向较为可持续的增长轨道过渡。基于这一结论可以推断，世界还没有感觉到中国减速带来的任何严重影响。这些影响仍然很可能发生。但我们无需过分夸大这个过渡带来的影响。中国过去25年取得的成就非同一般，是植根于对改革的坚定不移和日益精明的宏观经济管理团队。现在，中国正处于迈向繁荣的漫长道路上的另一个岔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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