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关口”，已成为当前判断中国经济形势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目前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如果我们调控得好，就可能保持中国“经济大船”平稳、较快地航行；如果调控得不好，难免还会发生波折。温家宝指出，这对中国政府是一次新的重大考验。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呢？

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

    去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多年未见的高速增长，效益明显提高，活力有所增强。GDP增长率达到9.1%，经济总规模超过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财政金融形势良好，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银行业在以2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金融储蓄率达40%。2003年，全国税收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3000亿元，增收部分即相当于10年前（1992年）全国税收总额。对外经济贸易取得新进展，外贸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其中出口4383.74亿美元，同比增长34.6%；进口4128.36亿美元，同比增长39.9%。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00元，同上年相比增长9.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622元，同比增长4.3%。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轨道。
    这些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三大问题制约发展

    首先，经济增长过分依靠资源消耗与牺牲环境。2003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1.58万亿元，消耗能源约16亿吨煤、2.5亿吨石油、2亿多吨钢材、8亿吨水泥。我们对资源的消耗量大于GDP总量比我国多两倍的日本（石油除外）。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是以过量消耗资源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例如，以煤为主的大量能源消耗形成了酸雨、二氧化硫和烟尘的严重危害，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七大水系中符合1类或2类水质标准的仅占32.2%。按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测算，2003年投资的贡献占70%，消费的贡献仅为30%左右。可见，去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及其货币表现——资金的拉动。
    其次，部分经济领域和行业出现过热的迹象和危险，投资规模过大，增长过快。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占GDP的40%，比上年增长16.1%；2003年投资率上升到45%左右，比上年增长近30%。其中，增长最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2002年比上年增长21.9%，2003年增长速度更高。2003年，钢铁、电解铝和水泥投资分别增长了96.6％、92.9％和121.9％。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虽然从目前看，这些行业还是产销两旺，但是潜伏着生产过剩的危机。而这些产品都只能以内销为主，一旦受到市场、资源以及环境的制约，会造成行业发展的大起大落。
    中国正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投资规模扩大有其必然性。在旺盛的市场需求刺激下，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也符合市场规律。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些“符合规律”的行为中掺杂了一些扭曲因素。比如，一些项目背后有深刻的政府背景；部分金融机构放贷缺乏约束等。
    第三，经济效率差，产业结构不合理。2002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只有14211元/人，仅略高于当年的职工人均工资12422元和人均GDP8184元。我国的全社会增量资本产出率，也就是维持一定产出增长率需要的投资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2倍左右，近几年已上升为4~8倍；主要产品的能源、原材料单耗都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按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和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即包含制度与管理创新在内的广义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35%左右，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大体相当。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高一些，还是合理的。但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过慢，25年来仅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按就业结构计算，第一产业仍占50%就不合理了。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存在许多问题。如果这一轮投资局限于原有水平的扩张，产业结构问题就更加严重，必然给今后的发展带来很大灾难。相反，如果将这一轮的投资热情引导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那么对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将是巨大的推动。

宏观调控应有新思路

    从以上分析可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确实处在一个“重要关口”。面临“重要关口”，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搞好宏观调控就大有可为。但是，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增加了。因此，我们必须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政府要做到适时、适度、有力、有效、妥善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第一，要高度重视和研究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从源头上贯彻“五个统筹”方针。要认真研究和把握积累与消费（近年来多用投资率来代表积累率，它们之间只存在折旧这个差别）的关系，这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比例关系的关键。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多为二八开，我国在改革开放初，多数年份在34%以上，20世纪90年代则多数在37%以上。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投资率2001年为38%、2002年为39.4%、2003年为43%左右。这样高的投资率必然把最终消费压到底线，使得扩大消费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面临挑战。而且，在很低的最终消费份额中，政府消费所占比例并未下降，近年还在上升：1990年为43.7%、2000年为53.2%、2002年为56.4%，农村的消费份额相应地持续下降。这个关系处理不好，经济过热及“三农”等问题都无法解决。
    第二，要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0~2002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3%，高于GDP增长率近1倍，虽有其合理与积极意义，但长期把国民财富过多集中在政府手中进行再分配，既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又增加了资金使用的成本，还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机会。建议实行适度减税的方针，以鼓励、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货币政策要真正做到以保证经济稳定为主要目标。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道路。对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和多占土地的产业，受市场、资源、环境约束较明显的产业和企业，应实行适度限制，乃至禁止发展的政策。
    第四，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决不能盲目攀比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建设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就是对一些地方城市建设“贪大求洋”的辛辣讽刺。
    第五，进一步加强规划工作。规划的制定要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各地、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要经过专家论证评审，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