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什总统上台以来，美国东亚战略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上台伊始，他采取强硬而不妥协的对华政策，重视日本和其他东亚地区盟友，甚至扬言不惜付诸武力保台。但“9·11”事件迫使其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意识形态被迫让位于对付更紧迫的安全挑战。中美首脑多次会晤达成的反恐合作以及在其他问题上的共识，都对美国东亚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美关系呈现积极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东亚战略 中美关系 恐怖主义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战略尤其是军事安全战略渐次转移至东亚地区，引起世人关注。目前，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使这一趋势更加复杂化。美国战略东移的目的何在，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成为作为该地区大国的中国必须正视并要做出回答的严峻问题。这不仅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而且影响东亚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一、美国的东亚战略目标
　　作为其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东亚战略目标，以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核心，以韩国和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盟友为侧翼，形成事实上包括中国台海地区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联盟，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并遏制地区大国的挑战。由于近年来中国国力的不断崛起以及中国与美日两国的复杂关系和台海两岸的分裂状态，美国的防范和遏制对象不言自明。其实，美国政要和学者从不隐讳自己的立场，曾具有这双重身份的布热津斯基就把中国作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东端予以遏制的对象。
　　冷战和朝鲜半岛的对峙曾给建立在狭隘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上的美日联盟以合法性和不竭动力，但冷战结束并没有削弱美日联盟的基础。自克林顿政府起，美国就把军事资源大量转移至东亚地区，美日和美韩安全联盟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关键环节。1998年朝鲜导弹试验后，日本通过了与美国联合研制弹道导弹防御方案。鉴于美日联盟的密切关系，美国对华政策必不可免地受到日本影响；反过来，美日联盟关系也受美国对华政策左右。特别是由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可能适用于台诲冲突，中国不能不把它看作对自己的威胁。如果得不到美日在台海问题上不介入的保证，中国对该联盟对中国安全的消极后果不能置之不理。正如2000年10月16日《中国国防安全白皮书》所言，在该地区“安全形势中出现了新的不安定因素”，其中多数与美国的活动有关，包括其增强的军事存在，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考虑把台湾纳入TMD以及重修《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美国的意图，不能不令中国担心它在远东地区加速建立“类似于东亚小北约”的反华联盟。
　　布什政府上台后，一再表示扩展美国亚洲政策的关注点，有意忽视对华关系并降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其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重要外交智囊机构居然没有中国问题专家。相反，却采取一系列旨在加强盟友关系的措施。2001年1月17日鲍威尔在参院外委会的证词中就特别强调与日本的关系，“削弱这一关系就是削弱我们自己，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其余一切均源于此”。为了加强美日联盟的政治信誉，华盛顿和东京决定对共同利益做出更明确阐释，以使其联合防御义务法律化。但由于路太平洋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巨大政治经济体关系的复杂性，在美、日、韩之间建立和谐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美国而言，亚洲的新形势所构成的最大挑战，尤其对美日联盟的挑战，是盟国公民的压力对地区力量平衡的冲击，东亚地区出现的不安定局面需要更广泛的跨区域的支持机制。部分由于正式的政府间组织太弱而外交渠道太过繁琐，非官方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极大地缓和了东亚地区新的地缘政治中，特别是与台湾有关的问题上易变的、充满恐惧的。诱发动荡的危险趋势。
　　在远东地区，至今存在与美国有关的两个难题。在北方侧翼，冷战时期建立起了静止。稳定而又能为各方接受的格局：朝鲜半岛是政治对立派别的冲突之地，但这些派别的反应因可预测而避免了局势失控。而今，失去冷战对峙制约的新的地缘政治却更难捉摸。无论是1998年的导弹试射还是一再引起轩然大波的核武事件，都隐含着平壤决策层的冒险冲动。长期看，东北亚的开放趋势有助于产生更为和平的局势；短期看，政治自由将造成新的不安定并对外交实践施加巨大限制，受到政治自由约束的政策决策使跨太平洋关系面临新挑战。与朝鲜半岛相比，对中国而言，更为麻烦的是台海问题。由于缺乏互信和国际因素的卷入使两岸关系更趋复杂，双方至今没有达成结束对峙状态的任何协定。其结果，两岸的军事对立成为令周边国家严重不安的隐患。据报道，台湾已开始大规模研究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增强信息战能力。但没有美国干预，台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上封锁是难以打破的。
　　美国对东亚地区非盟国缺乏一贯的关注。2002年春，布什亚洲之行表明他对该地区进行正常而具建设性对话的重视，努力寻求平衡，即在巩固与日韩盟友关系的同时使中美关系走出低谷，同时不放弃西方价值。鉴于东亚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影响，美国必须使其东亚战略保持平衡。尽管美与东亚盟友也存在关系变动，但相对于美中关系而言则具有更大稳定性。由于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美国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打破平衡的中国，并认识到：中国成功摆脱孤立主义，作为一个和平大国而崛起，并正常而和平地与其邻国交往符合美国利益。而且，它可以帮助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把中国纳入适当的框架机构而不威胁地区和全球核心安全利益。以使中国成为本地区负责任的大国。目前，两国的合作基础是反恐，不断好转的中美关系已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
　　自1989年以来，作为美国内政反映的美中关系辩论既充满情绪化又令人误导。在辩论中，自称“蓝队”的反华游说集团受到广泛关注，它曾把有关对中国的PNTR投票辩论转变为中国对美国太平洋地位挑战能力的辩论。归结而言，辩论主要关注于既相互排斥又过于简单化的方面：一是强大而敌对的中国，二是成功而合作的中国。最近以来，又增加了在改革中可能失败的中国。事实上，一个不稳定的中国为动员国内支持可能对美采取更敌视态度，“失败的中国”更不利于美国。
　　对于美国东亚战略而言，很多批评家并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根本现实：一项有效的对华政策，可以极大地降低美国追求亚洲地区关键利益的代价。但多数美国人仍把中国看作只是在未来才能对世界事务扮演积极角色的沉睡的巨人。尽管中国经济有较高增长率，但日本经济仍是中国的5倍；作为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占全球储蓄30％的日本可以对世界金融和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而中国至多是边缘性角色。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中国又被看作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该地区每个国家都把美国的中国政策看作是对美国决策者的智慧和其在亚洲存在的严峻考验。所以，在历史的下一个周期，中美关系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像20世纪后半叶曾经主宰世界事务的美苏关系一样。处理好中美关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美国助理国务卿伯杰呼吁保持平衡，强调“不应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中国，也不该透过墨色眼镜来看，以扭曲它的力量并忽视它的复杂性”。作为总统主要外交顾问，伯杰的观点无疑具有政策权威性。
　　正如对冷战后美国地位的辩论一样，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介于把它看作国际社会的合作者、帮助建立和维持包容一切的国际主义者，和咄咄逼人地追求自身利益和安全战略的民族主义者之间，但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始终是保持接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前总统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李侃如认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一直期待着能与其合作行事。在地区和全球以建设性姿态行动的开放的中国。为此，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注意六个方面：一是美国和亚洲将从中国满足其人民的需要而建立起的稳定中获得好处，中国的失误将在国内造成悲剧并给地区和美国带来严重灾难。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及随之出现的中产阶级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长远看将在中国产生符合西方利益的自由思想。三是中国接受国际准则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四是让中国相信中美不是不可避免的敌人符合美国利益。五是从外交（而非实践--作者注）上讲，美国一定要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六是在亚洲维持和平与繁荣符合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积极介入该地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根据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哈萨维的观点，首先，要有看待中美关系的战略眼光。许多美国人习惯把中美关系看作一个简单问题。有人认为它是人权问题，有人认为是贸易、台湾问题，或堕胎、西藏问题以及宗教自由问题。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没有一个重要得可以主宰整个双边关系。其次，战略眼光意味着建立政策先后顺序。目前，布什政府通过反恐棱镜看中国，其他问题包括不扩散、贸易、人权与台湾问题均被置于次要地位。事实上，美国的中国政策议程有许多问题，在一个领域实现目标的努力可能妨碍其他目标的实现，战略眼光要求平衡相互排斥的目标。再次，在思考与中国的关系时，要具有历史眼光。当今美国的辩论多数是不考虑历史的，对于中国20年来的发展变化视而不见，除了按照美国标准衡量外，再也不愿接受别的方法。另一方面，中国也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的行为与150年来的外来欺压和西方拒绝给予中国应得的尊重联系起来。最后，美国必须对中国的国内制约给予关注。美国人把国内冲突性政策观点看作理所当然，但不理解中国团政治民主而使政策讨价还价同样司空见惯。
　　与其他只对直接当事国要么特别有刊要么颇具威胁的双边关系不同，美中关系将极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政策。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和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状况，并对美日关系及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军事地位产生影响。尽管中国无力挑战美国全球优势甚至其远东地位，但有着令人畏惧的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对手在该地区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正在崛起并改变现状的中国最终打算或能够取代美国地区领导地位的程度，是美国考虑的主要战略问题。在分析家中，越来越强烈的认识是：未来中国的战略力量可能与过去并不完全相同。展望未来，美国必须解决三个核心问题：中国战略武器现代化的程度；美中在地区和战略利益方面的互补性；中国军事力量对美国外交和防御政策的意义。尽管中美某些战略目标一致，但中国实现统一的努力。减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加强在该地区影响的做法，未必与美国利益一致。而随着军事能力的增强，中国可能愿意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特别如约瑟夫·奈所说，如果每一方都认为对方代表着不可避免的对手，那更容易造成自我实现的假说。
　　单纯从军事角度看，即使中国的军力仍处于第二位，美国也不会掉以轻心。首先，美国军力并非中国唯一的比较标准；其次，美国具有全球利益并经常处于力量分散或被胶着在一定区域；第三，中国并不需要具备与美国完全相同的力量才能对付它。对主张现实政治的悲观派而言，一个富裕的中国会成为威胁，因为经济力可以转化为军事力，而实力导致野心膨胀。对深受全球化影响的乐观派而言，强大的中国将不会成为威胁，如它打断国际贸易和外来投资那将损失更多。当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彼此拥有对方一部分时，对对方采取的武力行动将不可避免地损害自身利益。正是“9·11”事件使布什政府看到了中美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意义。布什总统访华使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标志着他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微妙而具决定意义的转变。经历南海撞机事件后，北京和华盛顿都发现了在反对全球恐怖主义斗争中可以建立更具合作性、更少敌视关系的机遇。
　　三、美国东亚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东亚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有关东亚政策的多数建议都是国内利益集团推动或影响的结果，其中80％以上是有关中国的，而且多数情况下又是消极的。结果，在诸多问题上，美国对北京的立场在亚洲至多获得有限支持。观察家认为，很少有人愿意在亚洲因台湾问题引发的军事冲突中站在美国一边；同样，很少有人对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中国人权议案的屡次失败表示遗憾。
　　冷战结束后，中国曾被看作美国利益不可避免的威胁，美中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高于任何其他大国。因为其他大国要么是美国的盟国（北约国家和日本），要么在自我挣扎（俄国）。而中国则是具有很高期望值、仍有未解决的民族统一问题。不断崛起的大国。于是，美国国内要求遏制中国的声浪甚嚣尘上，以免“姑息中国趁机做大，在21世纪造成浩劫”。在有关中国的战略辩论中，大多数围绕以下几个简单的问题。关于军事能力，辩论集中于中国的军事实力是否会发展到能与美国抗衡，它的经济增长是否一定要转化为军事能力。关于动机，中国能否全面而迅速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北京是否会随着自身力量增长而追求进攻性目标；在财富增长的同时政治自由能否出现，以及是否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总之，即使中国不能成为美国式的军事强国，不打算侵略，只是融入到全球经济，而且实现政治自由，它仍对美国构成严重问题。
　　1989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主张逐渐演化为三种立场。第一，温和接触。减少对抗。该派中既有人认为中国虚弱，从而担心强硬政策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强大可为美国利益提供机遇，从而需要把这个新兴力量引导到符合美国利益的轨道上。富裕的中国将产生在物质上富有、有着良好教育和国际观念的群体，迫使政府采取政治多元和民主化。第二，强硬的不妥协态度。不强调北京参与国际合作的好处，而认为应在亚洲对崛起的中国保持军事压力；在与中国有争议的经济、军备扩散等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与传统盟友密切联合以对付北京可能的冒险或挑衅。认为中国可能在等待良机并把遵从国际准则作为策略，直至建立强大军事实力并采取单边行动。一旦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北京就不受国际约束而遏制其狭隘的民族野心。第三，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之前，美国不应与其建立真正的建设性关系。因为中国与生俱来不能与美国建立长期的积极关系，北京在试图削弱美国力量并武装该地区的美国的敌人。因此，美国的政策应关注于从内部改变中国，同时保持高度警惕，以防其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奉行破坏性政策。
　　在诸多问题中，未来台湾的地位和解决方式是中美冲突的焦点。在美国人看来，台湾代表着摆脱专制政府、建立富有活力的民主和经济繁荣的卓然案例，“台湾的成功为民主与中国文化相融的观点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证据，为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先例”。中国则把台湾看作领土完整。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恢复其世界合法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美国在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并宣布希望两岸和平统一的同时，却根据其《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所谓自卫武器，强硬派主张“遏制中国任何形式的对台威胁，明确宣布在台湾及金马受到攻击和封锁时帮助台湾防御”。由于台湾领导人意识到任何中美冲突即使是台湾挑起的都会有利于台湾，便有意加剧甚至制造中美冲突。结果，华盛顿除了在由无条件确保台湾安全和防止中国武力统一之；和谋求平衡外别无选择：美对华政策已然成为台独势力的“人质”。但作为公认的美国政府最大的亲台代言人，副国防部长沃尔夫威茨在关键时刻的表态是对台独势力的沉重一击。总之，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将影响甚至决定中美关系前途，但它并非核心国际问题，决定远东地区和更大范围内安全和稳定的仍是中美关系。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把中美关系置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悄悄放弃了“战略竞争对手”之说；如期出席上海峰会；四个月内实现两次首脑会晤。中美毕竟已进入后ABM时代，它们的战略关系将与过去的理解完全不同，双方表示相互不把对方看作敌人并向共同的战略稳定迈进。无疑，“9·11”事件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插曲。反恐可以作为建立合作的新框架，以填补因苏联解体造成的战略真空。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可能改变双方决策者把对方看作主要对手的趋势。中美合作反恐可以帮助安抚双方强硬派的情绪，推动美国国会的关注焦点转向更广泛的联合反恐措施，从而把中国从靶子上移开。正如中国已认识到与美国直接争夺亚洲影响对中国利益是消极的，美国也应认识到与中国在亚洲进行直接竞争同样不利于美国利益。多数亚洲政府在寻求与美国的更多经济往来并鼓励其在该地区保持持续存在时，希望它与不断强大的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户因为它们不愿在二者之间被迫做出选择。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美关系就走上了一条曲折不平的道路，虽然出现微小改善，但各种困难从未间断。从中国角度看，它们涉及很多方面，主要包括美国强化针对中国的美日军事联盟以遏制中国；对台公开的保护性态度，以及旨在动摇北京政权的咄咄逼人的人权攻势。这些复杂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可能解决。
　　首先，无论未来中国在世界上如何定位，都无法扭转别人用历史眼光看问题的惯性，新兴大国的崛起引起现存大国猜疑和防范是难免的，对此既不可过于敏感又不能麻木不仁。中国要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位置，必须保持平和心态，不能揪住昔日列强受害者的历史不放，时刻表露出洗雪国耻的冲动。作为正待崛起的大国，中国与美国发生碰撞难以避免，但长远利益目标可因遵从共同行为准则而更好实现。无疑，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无论是为实现民族统一而实行更自信的政策，还是用合理的国际秩序取代美国霸权以扮演重大角色，中国都必须小心把这具有决定意义的现实考虑进去。总之，在复杂的中美关系互动中，中国应协调好长远目标与眼前利益间的关系；同样，华盛顿也得防止它的全球战略利益与对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
　　其次，如何看待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将直接影响中国对美政策和整个中美关系。军事联盟和海外基地是冷战遗存，但必须承认至少短期内如果美日联盟不针对中国，一般来讲，它还是有助于本地区的稳定。不过中国理想的未来世界格局是美日分别作为不同的一极，而不是联系在一起的单一结构。同时也要认识到，冷战后的东亚地区安全不应是零和游戏；美国东亚安全安排不应排除中国，中国如何对待美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如何。对中国而言，奉行对抗美国联盟的战略不切实际，何况中国不具实力，这样做既不明智更不足取。替代性态度应包括与美国的盟国建立良好关系。中韩关系可能是成功的例证。中日之间并非绝对没有希望如此。不仅未来美日安全联盟的性质和密切程度取决于中国的立场，而且必须认识到潜在但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迅速主宰日本政治。再者，中美公开的敌对很可能刺激中日军备竞赛，使东亚地区竞争者没有一个赢家。
　　再次，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美国的战略挑战以及更为重要的台湾问题，将与中国的内政变革特别是领导人世界观的变化有关。不可否认，台海两岸的对立越来越多地卷入了东西方制度竞争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方面，台湾仍然占有先机；从社会制度看，它实行了对台湾民众及其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自由选举的多元化，特别是民进党的上台使两岸关系面临新挑战。美国利用这些复杂因素，并以中国不放弃武力为借口，继续售台武器以维持两岸的分裂。但民主并非西方的专利和特权，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这一大旗，在台湾问题上打民主牌。关于台湾问题解决手段的分歧，中方的立场宣示换取对方源源不断的售武行动，明显置中方于被动，极大伤害了中方的利益。
　　最后，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采取的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双重标准。当它的经济利益需要中国市场时，公众对人权问题的支持率就下降；当对中国的人权政策只在于维持双方良好关系时，更多的人会选择人权问题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总之，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标准完全从美国利益出发，毫无客观公正可言。事实上，20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中国人权进步的辉煌时期，令人费解的是，这也是美国指责中国人权最猛烈的时期。当前，美国正是出于全球反恐的战略需要，才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人权攻势，但布什总统2002年2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说非常不合时宜地影射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由此可见美国人权情结阴魂不散。在此问题上，中国应做出必要调整，并从长期以来的被动应付转为深思熟虑的主动出击。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