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和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新时期，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勇于思考、积极探索、民主讨论的气氛日趋浓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步落实，各种各样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层出不穷。同时，形形色色的国外社会文化思潮不断涌入中国，对国人的思维观念、话语系统、价值判断、行为趋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何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交锋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消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约请有关专家围绕“‘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回到马克思”与恢复马克主义的本来面目
　　季正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外出现了“回到马克思”或“重读马克思”现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典作家的许多思想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李其庆：“重读马克思”现象是客观存在，有其必然性，不是空穴来风。“重读马克思”现象有深刻、广泛的背景。“重读马克思”是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反思，在国际上是对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反思，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对像苏东剧变这样的重大事件的系统反思。例如，国际马克思大会已召开了三次。1995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与苏东剧变问题；1998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问题；2001年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大会力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作工具来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的有关重大前沿问题。此外，法国还成立了一个马克思园地协会，在1998年举办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大会。与会者认为，马克思是21世纪的思想家。《宣言》在今天比它发表的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不仅国外出现了“重读马克思”，国内也出现了“重读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既经历过“误读马克思”，也经历过信仰危机。1978年之后，通过拨乱反正，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近年来国内关于所有制、劳动价值论等问题的争论，证明也的确需要“回到马克思”，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世纪之交，国际格局和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和重大转折。就资本主义而言，现在资本主义已进入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空间，暂时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冷战结束后，世界很不太平，一超独霸的局面使美国单边主义恶性膨胀，也使南北矛盾表面化和尖锐化，“9·11”事件就是南北矛盾的极端表现。如何科学认识当代世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有力武器。例如，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就可以对西西矛盾做出科学解释。国外一些著名学者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极力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和矛盾，在一些问题上他们是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最近法国出版了一本名叫《当代资本主义》的书，汇集了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贝鲁研究小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贝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主张用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方法，用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来解读当代资本主义。
　　张光明：所谓“回到马克思”，如果是指在体系、纲领、策略上全盘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早已不是马克思的时代了。但如果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求真求实而“回到马克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人们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要认真回答这些问题，不能搞纯理论思辨，而是要诉之于对历史的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有自己一套严格的理论方法、思想逻辑和适用范围。但后来，它越来越被后继者们移用于各种不同的条件，做出全然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又往往或出于真诚或出于需要，被宣布为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等等。而事实上，它们尽管都有其现实的需要为背景，但在思想关系上却往往大大脱离了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变得越来越含混模糊，马克思主义由单数变成了几乎可以无限扩大的复数。对理论的这种演变，不能仅仅理解为继承发展还是篡改歪曲的问题，而应当看作是历史复杂作用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的研究也不能仅满足于赞扬或谴责这些现象，而是要从历史过程中发掘它们的演变线索，既如实地指出它们与马克思的关联与差别，又根据现实历史对它们做出客观的评价。但这样一来，首先就要回到马克思，切实搞清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回到”应当既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重新考察，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重新认识。
　　李其庆：“回到马克思”要与历史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重点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会犯一些常识性错误，甚至使一些“糊涂认识”继续糊涂下去。马克思主义是个宝藏，有巨大的潜能，有待我们开发。对于当前人们头脑中的一些疑问、混乱认识，不用唯物史观就说不清楚。例如，对于利用外资、允许合法剥削等问题，个别人就错误地认为中国改向了，是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最近法国出版了一本书《中国的胜利--全球化的陷阱》，书的作者认为中国是在搞新资本主义，而且中国这个新资本主义将对西方的老资本主义构成威胁。实际上，只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条件和特点，认真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便不难回答上述诘难。关于剥削，马克思从来没有笼统反对，而是承认它在一定时期的历史发展和进步作用。例如，封建剥削比奴隶剥削文明，而资本主义剥削又比封建剥削文明。当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
　　二、认真研究各种理论思潮，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季正矩：一提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几乎众所周知，但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对于不同的人、社会、团体、政党，其形象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观是多种多样的，会带有不同的个性、特色，甚至内容上有极大差别。因此，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十分重要。
　　王学东：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狭义的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甚至只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另一种狭义的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具有普遍真理性的成分，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东西，而不包括任何错误的、过时的东西。而广义的理解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思想流派的总称。其中包括：（1）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具有普遍真理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若干基本原理；（2）只适用于特定条件（如时间、地域等）的理论原理和具体观点；（3）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思想中的某些空想的成分以及错误的判断和结论；（4）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5）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和解释。我们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的主要是第1项和第4项内容。
　　张光明：在当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众说不一，种类繁多，越来越复杂化。我却以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是非常简洁明快的，并不那么难理解。
　　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分析、社会批判和理想目标的综合体，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常识出发的，这个常识认为不论人们的社会活动如何丰富复杂，但满足吃穿住这些基本需要的劳动实践始终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正是由此，才有“社会存在”、“生产力决定”、“历史规律”等等关系。也正是由此，马克思才会对资本主义既有热情称许，又有尖锐批判，也才会把社会主义看成资本主义之后的未来制度。马克思之所以认定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什么“价值”、“伦理”之类的善良考虑。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每一个读过马恩主要著作而又持老实态度的人，都不会读不出这一点来。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马克思，都应该以这个事实为依据。如今在一般大众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似乎只是党的领导、革命、建设、政治思想教育这些东西；而在学界中，时兴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伦理主义化。这些理解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看来要想“回到马克思”，借用培根的话说，有必要先做一番对“幻象”的“清除”工作。马恩的理论今天看确有一些重大缺陷和错误，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分析中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低估。由此决定，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时间都始终有一种乐观的高估。与此相联系，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也看得过于简单，以致在这个领域留下了许多空白，如此等等。这些都需要给以客观独立、实事求是的批评。但如果像当今一些轻浮批评者那样判定这个学说已经一文不值，那是极其浅薄的。马克思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历史观，它作为一种方法论，给人们客观实际地考察、分析和评价社会现象提供了极有分量的依据。
　　季正矩：马克思主义观是否科学和正确，不能自我认定，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比较和受众的选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各种马克思主义观作一下比较和评价。
　　张光明：20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观”五花八门，分歧众多。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是从哲学走向经济学和社会分析，苏俄革命以后，情况大大变化了。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解释那里愈益沿着革命家精英理论的方向演变，在独立知识分子那里却是重新回到哲学，被解释成哲学思辨、伦理诉求、道德理想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应该特别加以研究的两大类“马克思主义观”。要把握它们的实质，依我看还得从历史中去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尽管深刻有力、精细入微，但他依据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并把这个时期的许多矛盾当作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足够估计到资本主义成熟时期的强大发展能力。由于坚信资本主义的经济必然性将很快引向它的自我否定，他的学说洋溢着一种雄厚的历史自信，从而既没有必要精心构建后来列宁高度重视的那种革命家组织规划，也不需要20世纪西方左派中流行的那种对伦理主义的依赖。但后来的时代情况改变了，现实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按照马克思预测的方向发展，大量新的理论问题就在这个背景上产生了。在西方，先是工人阶级在心理上逐渐趋向于改良主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善，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的许多突出问题，有些在形式上改变了，有些逐渐被历史取消了。生产力在整个20世纪获得了神话般的发展，马克思所预测的那种无产阶级大众革命却始终没有到来。而在东方例如在俄国，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也没有引向马克思所希望的工人阶级自我管理、国家特殊权力消失、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而是导致了最终瓦解的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体制。这样的条件逼迫着现代的左派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领域，由揭示客观规律转向道德批判，由面向工人阶级转向发现各种各样的新左派、新社会运动，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也由历史必然性变成了伦理必要性。相应地，对马克思的兴趣由《资本论》转向了《手稿》，或公开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或小心地与之拉开距离而高扬其“哲学意蕴”--顺便说说，这样的倾向也深深地影响了晚近我国的学术界。当代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历史理论只有利于为资本主义辩护，这个事例清楚地表明了理论倾向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在东方落后国家的实践运动中，由于物质条件的薄弱，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等待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只好把注意力转到依靠革命家的组织、意志甚至精神上来。从俄国革命开始的一切落后国家革命，都具有这个特点；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指导作用的始终是列宁主义及其各种分支变种，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上述“马克思主义观”不过是对它们的现实条件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不是哪一种思想更符合经典“真谛”的问题，而是“任何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产儿”的问题。
　　若从理论关系来衡量，上述“马克思主义观”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差别，我们的研究应当指出这些差别，而不能迷惑于“幻象”。但还应看到，“幻象”毕竟是产生于现实历史背景上的思潮，拥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依据。所以，我们还应该对它们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说。也就是说，应该从世界历史的现实条件出发去分析它们的原因、实质及其意义，并给以历史的评价。这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分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矛盾--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回到马克思”。
　　三、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廓清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季正矩：近几年来，理论界对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新变化、所有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应该说，这是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理论研究无禁区，真理越辩越明，况且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怕各种批评和挑战。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犹如燧石，对它敲打得越厉害，越能撞击出真理的火花，越能消除人们对它的误解、偏见、无知和粉饰。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我们是否先谈谈这两个问题。
　　王学东：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之一，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内容，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当然，在我们对唯物史观的传统理解中，的确存在某些错误的和教条主义的东西。对一些教条式的理解进行廓清无疑是必要的。但现在有人把后人附加在唯物史观上的错误观点和教条式理解与唯物史观本身混为一谈，对唯物史观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在批判所?quot;传统唯物史观"的弊病的同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全面提出质疑，要求"超越唯物史观"。这决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动摇和损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同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至今仍是科学正确的，我们对其可以深化认识，但决不能否定。现在有人主张以“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这是把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或与价值分配混为一谈，实际上是在重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对于剩余价值学说，学者们在学术上可以继续讨论，但从政治上考虑，剩余价值、剥削这类概念应当淡化甚至应当屏弃。而我认为，即使从政治上考虑，剩余价值学说也决不能丢，因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之一，抽掉了这块基石，马克思主义的大厦就会倒塌，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被动摇。
　　张光明：说实话，近年来国内围绕劳动价值论所出现的异乎寻常的热闹让人感到有些奇怪。大家知道，奠定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功绩，马克思使之成为自己的经济学批判的基石。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应用，劳动价值论的确需要发展和补充，这本来是个专门的学术问题，但时下的热心却大半是出于实际需要。许多人关心的其实是剩余价值论，是设法把这个理论改造得能够容纳资本家的“劳动”，从而证明资本家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我觉得这实在有点庸俗，反映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了解是多么肤浅。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那里面一再申明他绝不用偷窃欺诈去解释资本主义，而是严格按经济学推理去“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按马克思的看法，价值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借以实现总劳动分配（马克思曾把这叫做永恒的自然规律，后来布哈林称之为劳动消耗规律）的必然形式；换言之，商品社会正是靠价值规律来对生产进行资源分配。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进而推演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等其他规律，最后才证明资本主义将为社会主义所历史地替代。所以，马克思实质上是把价值和剩余价值看作历史的暂时现象，而根本不是从这里面寻找道德谴责的依据。在历史上利用劳动价值论来谴责资本主义的人是有的，那就是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推理简单说来就是：既然经济学家证明了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那劳动者不能得到他们的全部创造就是不合理的。这是用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待劳动价值论。而今天我们的学者居然又退回到这个水平，先一本正经地把马克思改造成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然后再一本正经地致力于“纠正”、“发展”马克思，这不是有些滑稽么？“剥削”是否具有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一个伦理问题；与其在理论上搞庸俗化，不如从唯物史观出发，用生产力观点现实地处理问题。要言之，不是要想方设法从理论上否认劳资矛盾，而是承认这种矛盾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并使之纳入法制的轨道去协调解决。
　　李其庆：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劳动价值论也不是完美无缺，对其进行研究和完善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严谨科学。刚才谈到的法国新出版的《当代资本主义》一书，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告别了劳动价值论？这和我们当前国内的争论正好吻合。它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等都是有效的，而且认为应该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来解决商品价格，特别是服务等非物质商品价格的形成、价格的决定，等等。
　　季正矩：在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如何看待“两个必然”和全球化条件下的两制关系？
　　王学东：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对自身进行改良，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延长了寿命。但从根本上来讲，这些社会改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进行的，它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既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对抗性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没有过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仍然有效。
　　同时，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主要措施，如扩大国家的管理职能、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开办国有企业、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通过股份制和合作制使资本“社会化”、推行“经济民主”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有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矛盾和对立的消极的扬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将越积越多，最终必将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通过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来实现积极的扬弃。
　　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否自行孕育、产生新社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长期被误导、被曲解的问题。最典型的曲解是斯大林的“空地”论，即认为新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在旧社会内部萌发、成长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则不可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在我国至少影响了两代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扭曲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李其庆：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进程。金融全球化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金融垄断为集中表现形式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矛盾和危机，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这种矛盾和危机。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引发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战争、贫困、国际犯罪、人口、资源、环境、教育、公共健康和卫生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社会主义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出路。社会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表了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幸福、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价值观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必将迎来新的复兴。
　　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
　　季正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况？
　　王学东：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不是从人的主观愿望出发要求消灭私有制，也不是依据某种抽象的价值标准或道德标准来宣判私有制的死刑，而是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所有制问题，揭示出所有制关系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辩证地、历史地分析私有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物质条件。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一伟大贡献，“消灭私有制”才从一个空想的命题变成了科学的命题，变成了可以用来概括共产党人的理论纲领和奋斗目标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还论述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所必备的物质前提。他们不仅阐述了“两个必然”，而且还阐述了“两个决不会”，如果说“两个必然”是揭示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那么“两个决不会”就是揭示了这一替代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正是在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前提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问题上，我们过去的认识一直有偏差，往往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必然历史发展趋势所作的预测当作马上就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忽视乃至曲解他们对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必备物质前提所作的论述，特别是忽视他们晚年对资本主义扩展能力的思考和分析，这就难免导致在消灭私有制问题上犯革命“急性病”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四、进一步端正学风，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
　　季正矩：早在60多年前，我党就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整顿学风。党的十五大报告也强调，要用正确的学风对待马克思主义。学风作为一定时期的风尚，虽然无形，但却力大无比。理论创新离不开良好的学风。
　　鉴传今：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打着“创新”的旗号乱造辞藻和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新论”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思想的混乱。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很多，单从学风的层面看，可以说是形式主义学风作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种形式主义不同于过去的那种形式主义，它更多地带有某种学术规范，并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其表述语言和表述形式都有较强的西方哲学色彩。从学术实践的层面看，这种努力对于“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庸俗与浅陋的确具有某种纠偏作用，但它难以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和思想指归。首先，它没有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中把握理论的发展，而只是试图从观念的论域中促进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理论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与现实具有无法割断的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之点。离开时代，离开现实，则无法理解理论的内容，也难以促进理论的发展。其次，它难以契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重大发展。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不研究理论自身的重大进展及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沉溺于理论体系的构造，最终将在体系的牢笼中窒息理论。第三，它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哲学，其思想方式与基本精神是一个整体，如果单单“回归”到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个观念，抑或仅仅抓住某个概念进行所谓“解释学”的“阐释”，从而“挖掘”出一个如此这般的体系，将很难设想能在何种程度上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且如此苦心孤诣构筑的体系也很难摆脱玄学化、神秘化的深渊。事实上，马克思不仅颠覆了一切形而上学体系，而且也对象牙塔中的哲学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淡的自我直观。”“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马克思对于德国哲学的批判至今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上述各点，只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些倾向，它们试图离开时代、离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凭着某些观念或概念重建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体系，从其实际效果看，大多是“雨过地皮湿”，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尽管这些新说的实际效果不尽人意，但它们所表现出来形式主义或形式主义倾向却值得注意。
　　季正矩：如何消除理论研究中的形式主义？
　　鉴传今：要消除这种形式主义，首先要重视理论的危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那些新词新说，最初是对“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这可以说是对理论自身的危机的一种回应，但从其内容看，它们只是对危机的表面回应，而不是对危机的认真反思，因此在理论的方向上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某种偏差。只有正视理论自身的危机，认真反思，并坚持理论的方向，才能真正实现理论的发展。列宁是光辉的典范。20世纪初，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马克思主义运动一度处于低潮。革命的失败造成政治上的动摇和背叛，组织的涣散和瓦解，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倒退和混乱，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泛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成为时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列宁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列宁还指出：“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正视理论自身的危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从理论与现实的联系中看待理论，二是要重视理论的自我批判。理论的自我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涵之一，尤为重要。马克思总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以批判的精神看待自己的理论，从不把它当作任何教条，更不把它视为终极真理。其次，要始终正视现实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抓住现实问题、时代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所谓问题，实际上就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也就是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它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条件和动力。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把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变革现实作为自己理论的主要任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季正矩：在学风建设上，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倡导好学之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伟人之所以有巨大的理论建树，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天才，更主要的是他们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坦率地讲，在重商主义和浮躁之风盛行下，能静下心来遨游一下书海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二是提倡学术上的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治学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否则，即使是“新新人类”、三句不离“后后现代”、通篇“意识流”，也不见得是创新。三是要有一种宽容精神和开放的心态，允许探讨和争论，即使不同意某种观点，但也要尊重对方探索真理的勇气和权利。四是要廓清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社会角色。按照西方流行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有三重含义：社会的良心、智慧的传播者、真理与神圣的怀疑者。我曾经在报上看过一篇描述经济学家的文章，感到在一定程度上也吻合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者，特摘录如下：经济学家不是数学家，他们不能只会运算，写出一大堆吓人的公式，却不知道如何观察、描述、提炼、分析和解释经济与社会问题及其相关现象；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更不是巫师、占卜士或赌徒，不能只靠猜测和运气，然后再当总是有理的“事后诸葛亮”；经济学家不是政治活动家或御用文人，不能没有大众平民化立场和独立的人格和见解，更不能放弃科学精神与学术观点；经济学家不是媒体作秀者，不能只顾迎合媒体或观众的口味，整天揣摩媒体和受众关心或需要什么，却忘记自己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家不是死扣教条的书本考据家，不能只会用术语在圈内说话，并且每一句话中至少有三个脚注，涉及五篇参考文献；经济学家不是方法论专家，不能只关注范式、命题、假设、逻辑、认识论、唯名论、唯实论、形而上学，不能只搞似是而非的玄学；经济学家不是文学家，更不是煽情做作的文人，不能只想着如何煽动或吸引他人，把修辞看得比内容实质更重要，并且任意夸张和幻想；经济学家不是企业家，不能把理论当作投资秘诀或赚钱高招，误导或“谋杀”那些成天做着发财梦的投机者。
　　五、正确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
　　季正矩：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但坦率地讲，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目前理论界讲得并不是十分透彻，而且国内外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张文成：客观地说，自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以后，国内外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明中共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二是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有什么创造，不过是经典作家已有观点和思想的综合，是简单的三句话。三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两者的关系，从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的角度来论述，从而得出结论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而且是对它的发展。
　　三种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如何看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的方法。第一、二种看法可以叫对应论，所不同的是，第一种看法看到不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了，就以为共产党要变了；第二种看法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相应的论述，只看到了继承，没有看到创新。它们都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精神实质关系。只有第三种看法的方法是正确和可取的态度和方法，其核心是要抓住两者的精神实质的继承性，从而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性。我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关系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研究和把握这一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其次，在历史唯物主义上是一脉相承的。第三，在群众观点上是一脉相承的。第四，在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上是一脉相承的。
　　李其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本质的联系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方法上的联系。联系它们之间的纽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发挥历史创造者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这四个“统一”指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
　　最近，我查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论述。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它们之间也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括是否就了无新义呢？不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中，我们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认识上都有了很大突破，取得了很多理论创新。
　　在生产力内涵方面，我们取得了这些新的认识：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及其之间的关系；客观生产力与主观生产力及其之间的关系；活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力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力、联合生产力与个人生产力及其之间的关系；物化生产力、实际生产力和潜在生产力及其之间的关系。
　　在生产力诸要素及其关系、生产力标准方面也有新的认识。比如，劳动是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总和；关于生产力的标准，经典作家有明确的论述：人是生产力的能动因素，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讲到的“手工磨”和“蒸汽磨”是不同社会发展的标志。现在，信息技术应该是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早就讲过，“首要的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这和邓小平的科学论断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又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知识形式的生产力，被运用于生产已转化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科学日益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
　　以上对生产力的新的认识，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到源头活水。
　　在生产关系方面，我们也有新的突破和新的认识。过去我国是单一的所有制，以为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实际上，马克思早就讲过，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部产生的。这为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取得了很多理论突破，并能够成功地把它们运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必须明确，理论探索没有穷尽。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有些教训是需要我们认真汲取的。第一，必须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经典著作家的论述，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倾向。第二，必须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很多问题出在实践中，即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如，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非对抗性矛盾是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第三，必须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发展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如中国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问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问题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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