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不是要靠政府去打破，而是要依靠市场的自发努力，因此除了采取的需求政策之外，还必须依靠供给政策。只有创适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才能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
一
通货紧缩是指一种状态，同时也代表着未来趋势。从政策的角度讲，过分关注通货紧缩状态是不必要的，更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势力。如果只顾通货紧缩，政策往往会滞后，反而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
宏观政策的功能是什么？萨谬尔森认为，宏观政策用来熨平经济周期，政府可以运用扩张性或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经济过热时使它降温．而在经济过冷时使它升温。但是，这种做法肯定会扭曲市场关系。如果市场机制导致过于萧条的经济局面，那么，这样的扭曲至少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还提高了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凯恩斯认为，哪怕是让农民工掘地填土埋钞票，这种无聊工作也能够改变原有那种不充分就业的萧条状态。因此，萧条阶段采取反向的宏观调控措施，可以使得经济周期迅速走出谷底。
但是市场扭曲是可以累加的，既然政府已经过深地介入了市场，就不会轻易地、及时地撤出，必然会干预市场机制和市场效率。在凯恩斯（1936年）之前，没有什么宏观经济理论能够支持宏观政策，人们遵循的是斯密教条，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政府要干预不是名正言顺的，因而对于市场经济的介入程度不会很深。但是，在凯恩斯之后，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政府不但理直气壮地干预市场，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发号施令，部分地、甚至整个地取代了市场经济。
宏观政策介入市场经济如此之深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即经济状态存在多重均衡，假设具有两种均衡状态，即低水平增长状态和高水平增长状态，那么，宏观政策就是想要创造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跃迁的宏观环境。在这种经济思想支配下，人们在计划经济中提出了诸如“大推进”、“临界最小努力”等理论，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经济运行机制不同了，但是，经济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还是要利用政府投资促进高增长。假设通货紧缩状态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状态，但如果决策者认为存在着一个具有更高增长率的均衡状态，那么，有什么不可以通过宏观政策“打破”这个低水平均衡呢？有人称之为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问题就在于，谁能知道的确存在着一个具有更高增长率的均衡状态呢？如果通货紧缩是自发形成的均衡，怎么就不是最合理的状态呢？不要忘记1988-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同样有人认为经济不景气，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结集起来，市场结构得到改善，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市场力量自发产生过程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才有后来宏观调控的余地。如果没有这一时期打下的市场基础，那么，后来的国有企业改制、下岗职工就难以有选择的出路，如果市场经济再能够强大一些，福利制度改革的障碍也许会更小。
因此，即使通货紧缩也并不可怕，应该允许市场力量自发生成，有一个自发形成力量的过程。如果政府介入、政府投资，实际上就是剥夺市场经济。从需求政策向供给政策转变，实质上表明政府放弃宏观政策转而重新选择自己的定位。从本质上讲，宏观政策一向代表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供给政策不应算作宏观政策之内，因此，承认供给政策，就是承认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承认政府“守夜人”角色做得不够地道，就是要让政府从市场经济中撤出来。
经济周期有一个自发的恢复和调整过程，为什么政府要打破经济循环过程而强行调控呢？答案是经济承受能力弱才需要政府强行干预。由于政府自身的承受能力弱，如财政赤字压力、国有企业负担、下岗工人就业、劳动保障支出等，还有可能是政府所代表的市场的承受能力弱，这是真正意义上需要政府出面来打破经济周期的。
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分作红灯区、蓝灯区和绿灯区，那么，安全通行的绿灯区域的范围过于狭窄会使得经济承受能力减弱。一旦超出了这个区域，经济就变得不稳定了，因而，需要政府强行干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区域是变得越来越宽了，还是越来越窄了？应该讲，7％－9％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市场所能够容忍的，为什么现在变得不能容忍了呢？如果是市场自发力量所形成的经济增长，那么，绿灯区域就会变得较宽；而如果是政府创造的经济增长，那么，这一区域就会变得更窄。因此答案只有一个，政府所创造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刃锋现象”，市场的容量变得相对较小了，特别是政府单门独进的投资政策，不能带动民间投资，给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巨大压力，这也是要求财政“淡出”的隐衷。政府在扩大内需过程中，又创造了新的更加集中的财政和货币机制，这无疑是将自己逼进了更加狭窄的增长通道。因为所创造的那些新增长热点，包括消费措施在内，政府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所显示的并非是什么良好的市场信号。依靠市场自然发展态势，消费只能呈现目前这种状况，因为城市居民要面临购房、养老、医疗、教育以及工资改革等种种压力，同时还要支付所得税、存款利息税等等负担，活得并不轻松。
突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不是要靠政府去打破，而是依靠市场的自发势力，因此才转而依靠供给政策。依靠供给政策，主要还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包括税收、信贷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行政性垄断，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以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
与其希望有一个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不如希望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经济成长和市场经济发展。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刘国光等“宽松学派”主要是针对“紧运行”的计划经济而提出来的，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扩张性还是紧缩性，政府都起到了主导市场经济的作用，政府在经济中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时候主要还是以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为主，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差距。以重新提出“宽松经济”，不只是限于对计划体制的要求，而主要是针对市场中政府和市场功能提出的。
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谁？应该是中小企业。现在的政府和市场都在追捧大企业，岂不知，大企业也是由小企业发展而来的，如果市场不能创造这种由小变大的竞争环境，而是力保大企业，那么，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也将面临着失去一个就少一个的尴尬局面。因此，市场更应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如何才能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根本点在于创造中小企业较为宽松的成长环境。
首先，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给予非公企业、中小企业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一是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实现自由准入。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需事前审批，只要求登记备案即可自由进入。目前国内对于中小企业50万元注册资金的底线也太高，既然是有限责任公司，就不应是注册资金，而应该是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与实有资本一定时期内允许有不同，允许分期到位。二是平等待遇，一视同仁。现实中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太多，比如，私营企业很少有进出口权，需要找挂靠或通过其它渠道，但由于出口退税的条件苛刻，实际上私营企业享受不到多少政策的好处。在土地利用政策上规定，私营企业只能“征用”和“批租”，而不能“使用”，实际上鼓励了变通作假。再比如，对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实行不同税收要求，“三资”有“三资”的税收减免政策，国营有国营的政策，但对于私营政策就不透明。特别是许多行业领域受到限制，有许多行业如房地产、药业、电镀、热处理等行业不允许私营企业搞，结果还是变通搞、变相搞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校办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摘掉“红帽子”，是因为这样它就有了进入上述行业的经营权。我国对企业的经营范围限制过死，当小企业越做越大时，原有的营业执照范围限制了其发展空间，而变更手续却相当复杂。
其次，加强对非公经济、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眼下民间投资起不来与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有关，最突出反映在“融资难”问题上。“融资难”现象不能归咎于商业银行对所有制的歧视，对于有信誉、有资产抵押的私营企业，商业银行是很乐意贷款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规模小、企业信誉低，缺乏完整的资产作抵押，因此，贷款风险很高。事实上，近年来对民营企业贷款绝对额趋于下降。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往往处于劣势，争取不到大额信贷。而小额信贷市场又普遍缺乏，我国就只有工、农、中、建、交几大银行，缺少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因而难以提供小额信贷市场。目前国有大银行的格局解决不了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另外，利用资本市场上市筹资也很少给民营企业提供机会。资本市场的实际功能，并不是用来转换企业机制，而是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在当前依靠资本市场、国有银行解决不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情形下，需要建立和完善民间金融机构，首先要搞好私募基金，虽然它可能使非法集资有可乘之机，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仍然是打通民间融资环节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总之，创造一个更加规范、平等竞争的适宜于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是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真正摆脱通货紧缩恶性循环的良药。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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