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学者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日共的理论调整——出访日本报告（下） |
| 作者：勒辉明 李崇富 |
一、日本学者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很有深度，而且历史也很长，始于明治维新时期。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都有日文译本。令我们十分惊奇的是，在东京法政大学社会研究所图书馆，亲眼目睹了有马克思本人签名的德文版《资本论》，并破例让我们拍了照。该所每年出一本反映劳资关系和劳工情况的《日本劳动年鉴》，已经持续出版了80多年。据日本学者讲，在苏东剧变前，很多大学都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在教经济的教师中，有50％以上是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几位学者还应邀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的编辑工作，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平。
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日共的研究和非日共的研究，有正统的和非正统的，呈多元化状态。他们的研究很深、很细，从马克思早期著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到毛泽东、邓小平的论著，从基本原理到重大现实理论问题，在广泛领域都有涉猎。日本学者在谈到日本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特质时，特别强调通过讨论来发展马克思学说。几十年来他们着重讨论了以下的问题：关于日本资本主义问题，认为这在日本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关于主体问题的讨论，认为这是由战争责任问题引发的；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直接推动了对“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研究；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讨论，苏联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的生存权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问题的讨论，等等。日本左翼学者认为，他们对马、恩、列的基本著作和基本原理是肯定的，但是对斯大林以后的马列主义的曲解特否定和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规模缩小了，但有了新的意义。在日本实现社会主义虽然还很遥远，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前景和日本社会的进步充满信心。
日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同日本社会主义和新左翼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日本新左翼运动，发端于1958年，日本人民从1958年到1960年，又从1968年到1970年，先后两次进行过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开始时，由包括日共、社会党、全学连、劳动工会和“总评”等进步力量在内的“国民会议”组织。1959年，“全学连”脱离国民会议而独立，并由日共中分化出的人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其中发挥骨干和领导作用。1960年6月19日的20万群众大示威被当局镇压后，“共盟”也解体了。
到1966年，形势稍有好转，“共盟”重建，称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分为“中核派”（强调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倾向于卢奇的“物化理论”）和“行动派”（轻视理论，注重行动）。1968年到1970年进行第二次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群众运动时，相应地，全学连也分为三派，称为“三派全学连”。这次群众斗争被当局镇压后，日本一些学生组织及其支持者，在70年代，还举行过反对美国进行“越战”、在“三里家”反对建筑成田机场等斗争。70年末，还出现过更为激进的组织“赤军派”和“ML派”（中国文革派）。
从那时以来，像“三派全学连”这类组织，已不限于青年学生，而是包括有成年知识分子在内。但由于它们内部分歧严重，派别林立，争吵不休，所以日益脱离群众和知识界，其影响也日渐式微。
在这种情况下，在日本民间思想界，除原有的“社会主义协会”和“东京唯物研究会”等左翼学术团体在坚持活动外，到1988年，一些左翼人士成立了“社会主义理论学会”（山口勇等人）；进入90年代，又成立了“论坛90”（广松涉、饭田桃等人）。稍后，该论坛又出现两派：结构改革派（倾向陶里亚蒂思想）和市民派，这是苏东冲击波在日本学术界发生影响的结果。
在世纪之交，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等人发起成立了“对世纪协会”（ASOCIE21），主张以“市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其宗旨。这是一个以隐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左翼学术团体，成员较多，在关西大阪设有分会。该协会政治色彩不浓，也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但强调批判的理性，主张以自我批判的精神，进行平等自由的学术讨论，反对自以为是和自封正确。因而，它有较大吸引力和凝聚力，内部关系比较和谐。
该协会关西分会的空闲明大先生说，苏联败亡后，我们日本新左翼运动进入一个反省期。21世纪协会，当然要继承先辈的传统，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但要符合日本实际。在日本搞运动，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权力，过激就会被镇压，就会失败。现在搞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有完整的理论和纲领，这不大可能。日本的各种党派太多，现在由一个党派、一个组织统一不起来。我们要争取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走弯路是很难免的。
二、日本共产党的理论调整
日本共产党一向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访问中，我们通过同左翼学者交谈和参阅有关资料，对日共近期情况也作了一些了解。日共成立于1922年。现有党员38万，2.6万个党支部。自90年代以来，拥有众参两院20多个议席。日共地方议员4452人，成为地方议会中第一大党日共单独执政的市町村75个。它已成为日本政坛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二大在野党。苏东剧变后、日共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并作了重要理论调整，这主要体现在
2000年11月召开的目共22大的主要文件中。在经过修改的“党章”中，将党的目标由原来的“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在日本建立社会主义进而实现高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修改为“最终实现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与人的关系是真正平等和自由的共同社会”；将党的性质由原来的“工人阶级先锋政党”，修改为“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的人开放门户”，强调“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仍然坚持“民主集中制”，但删去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提法，并把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决议修改为“自觉服从”，等等。日共的奋斗目标，是在日本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探索一条符合本国现实的社会主义道路。目共22大的决议认为，“对世纪是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条件成熟的世纪”。
对日共党章的修改，社会上有不同反响，有的认为日共“社会民主主义化”。日共的回答是，日共的性质没有变，绝不会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关于党的性质的提法，日共认为，“在我们的立场中，这同原来的一样，与原来的概念没有不同”。首先因为，所谓工人阶级，是指靠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工资生活的群体，他们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从人口构成看，“已占了压倒国民多数的势力”。据1995年的统计，工人阶级占总人口的77%。所以，在谈到国民时，“抽出工人阶级”就读不清“国民”；同样“抽出作为整个国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就不会“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其次，“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全本国民的特征”。受利润第一主义之害的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是社会全体。所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符合“全体国民，至少是大多数国民的利益”。“人类解放”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国民的事业，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进程。第三，日共的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已被具体化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的路线，“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国民的立场不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党章和路线的修改是有客观依据的，并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
日共的理论调整同法共提出的“新共产主义”理论一样，都是苏东剧变后，结合新的形势和社会实践对社会主义理论反思的结果，是结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认识。对这种理论的评价，只能由他们所处历史环境和实践去作结论。
三、访日的几点感想
此次访日，只有半月时间，只能走马观花，管窥蠡测，但毕竟亲眼目睹了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
（－）必须以两点论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看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日本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但并非一无是处。日本有先进的科技、发达的经济、严密的管理和高度的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少胜过中国、值得学习借鉴和吸收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交通管理方面，甚至强于欧美。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这些不仅不能否定，而且必将成为更高阶段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但它也有阴暗面，有种种为资本主义没落制度所固有的、打成“死结”的、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因而很多人思想苦闷，精神空虚，看不到前途。特别是近十余年，日本经济每况愈下，值得研究。
从日本发达资本主义可以清楚看出，一方面它的确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赞扬的那样，另一方面是这个发达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落，这十年经济的止步不前，已经是这种衰落的开始。除过它的泡沫经济外，还有两个更根本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曾经通过调节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在管理方面和职工（他们称为社员）的福利保障方面，是十分先进的，使职工与企业融为一体，增强了职工的责任感，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资本主义总体的制约，现在也面临职工失业和工资福利下降的困境。小泉首相采取的民营化措施，最终也只会加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二是资本主义市场越来越小，为了追逐利润，必须大量生产，结果产品卖不出去，造成大量产品积压，生产力闲置。其主要原因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限。买得起的不需要，而需要的又买不起。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和合理地组织生产，便不可能开拓市场，从而也不可能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这些新的问题和新矛盾，应当进行跟踪研究。
（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尽管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还比较弱小和分散，但其生命力很顽强，前程是乐观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有百余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传入我国的，日本人是余健先生”。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比日本同行有了更为便利和优越的条件，理应做得更好。但是，当今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奉献精神，更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我们所接触的日本学者，他们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个人功利追求，是余健业余闹革命”。他们参加社团、开展研讨活动，完全是出于本人的信念、信仰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不讲利己，只讲奉献，虽然这种力量的积累要有一个过程，并且还可能犯错误、走弯路，但是，只要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固有的基本矛盾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就有存在的根基，就不会消失；只要日本的现行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自身所固有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力量，就终究会取得胜利。
（三）通过这次对日本的学术访问．我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更感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之重大。我们在与日本学者交谈中。他们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直率的。每当我们介绍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能够帮助他们消除一些疑虑和担心时，他们往往报以会心的微笑。他们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当然，各国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事业。但国际的联系和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和必要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且会对世界的社会主义发生重大影响。所以每当见到国外同行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期盼之情，我们更加感到中国学者肩上的份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列所）
（责任编辑：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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